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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曆史紀實 帝國的黃昏 明思宗朱由檢:多疑擅殺假慈悲(3)  
   
明思宗朱由檢:多疑擅殺假慈悲(3)

到了崇禎朝後期,隨著局勢的日益嚴峻,朱由檢的濫殺也日趨嚴重。一個城市淪陷,就把守城的將領殺掉,一個地方淪陷,就把守地的首長殺掉。陝西省華亭縣(今甘肅華亭)縣令徐兆麟,到任只七天,照樣依法處斬。朱由檢對饑餓的武裝群眾恨入骨髓,堅決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份子煽動起來的,有人向他提及饑懂和官員鄉紳貪暴,他就發怒,發怒的原因是他無法解決,所以他不願聽到。他不斷地宣布“避殿”、“減膳”、“撤樂”,不斷地聲言流寇也是他最親愛的赤子,不斷地下令政府官員自我檢討。有一次還把宰相們請到金鑾寶殿上,向他們作揖行禮,說:“謝謝各位先生,幫助我治理國家。”然而不久就大發雷霆,把被他謝謝的“各位先生”殺掉。朱由檢的急躁性格,使他迫不及待地追求奇跡,並且認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創造奇跡的動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其實只能用恭謹無能之輩,在這種人面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檢經常歎息他無緣得到岳飛那樣的將領,其實,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飛,那就是袁崇煥,結果卻用冤獄酷刑對待他。就像一個勤快的笨蛋總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樣,一個自以為是而又事必躬親的專制君主給這個千瘡百孔的帝國造成的傷害,遠遠要大過一個平庸、惰怠、無所事事的皇帝。

明末農民大暴動

為了支持對後金的戰爭,崇禎帝不得不大幅增加賦稅,名曰“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三餉是賦役征收之外的掠奪性的財政措施,依軍需決定征收額,其加派額直線上升,結果造成“舊征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複急,村無吠犬,尚敲催追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常聞鬼哭”,從而引起廣泛的社會不滿,起義不斷。

也就是在錯殺袁崇煥的崇禎三年(1630),農民起義軍的聲勢壯大起來。當時陝西連年發生可怕的旱災和蝗災。老百姓先是爭著采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就剝樹皮吃,樹皮吃完,就挖掘山中的石塊來吃,最後腹脹而死。幼年人或獨行人,一出城外,便告失蹤。以後見城外的貧民用人的骨頭當木柴燒,烹煮人肉,才知道失蹤的人都被饑民吃掉了。一些不甘願餓死的人就集結起來當強盜。另一些稍有積蓄的家庭,被搶劫一空,也變成饑餓的群眾。武裝群眾的領袖中,以安塞的張獻忠和米脂的高迎樣最為著名,高迎祥稱“闖王”後被明軍生擒送到,用酷刑磔死,他的外甥李自成被推舉繼任闖王。

李自成攻城掠地,每遇頑抗,都要大肆殺戮,對方堅守一兩天,城破以後要殺十之三四;堅守五六天,城破以後差不多要斬盡殺絕,還要毀平城牆。每破一城他就棄之不顧,繼續向前進攻。他曾三度圍攻開封城不下,最後挖開黃河大堤,淹死沿岸兵民數十萬人。後來他的隊伍中加進了河南杞縣舉人李岩、舉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獻策等人作謀士,建議他停止報複性的屠殺,發出“迎闖王,不納糧”的政治號召,才逐漸得到民眾的擁護。

崇禎帝用兩種的老方法對付起義軍,一是討伐,一是招降。討伐是行動,但的明政府軍隊所到之處,大肆奸淫燒殺。山西總兵張應昌兵團所殺的,一半以上是逃難的鄉民,用他們的人頭冒功領賞。民間有一首歌謠:“盜賊(饑民)好像梳子,軍官好橡蓖子,士兵好像剃刀。”

勤政無功,反貪可笑

面對危機四伏的政局,崇禎帝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為。每逢經筵,恭聽闡釋經典,毫無倦意,經常召對廷臣,探求治國方策。勤于政務,事必躬親。他對朝務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簡樸在幾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見的。他總是雞鳴就起床,深夜都不睡覺,往往焦勞成疾。他節儉自律,不近女色,宮里從來沒有宴樂之事。”崇禎十五年(1642)七月初九,他因為“偶感微恙”而臨時傳免早朝,遭到了內閣輔臣的批評。崇禎帝既感激又羞愧,特親筆寫了手敕,對輔臣進行褒獎,對自己進行批抨。

崇禎帝曾把宮中萬曆時所儲藏的上等遼參在集市上賣掉,換回數萬兩銀子聊補國用。某日聽講官給他講書時,所穿內衣袖子已破損,留在外面很不雅觀,不時把它塞進去遮掩。崇禎帝的這種節儉,有時發展到吝嗇的地步了。他小時候用仿影的方式練字,如果紙張較大而范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范本,寫完後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盡管身為帝王,他無法隨意出入于民間,但為了節約起見,常派人到宮外去從民間采買物品,然後仔細地詢問價格。但同當時“竭澤而漁”的沉重稅收相比,皇帝個人的這些小節約對人民生活毫無幫助,甚至還是有害的。

崇禎初年,為了節省帝國開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驛站,因為他認為驛站的存在,既使來往的官員揩了國家的油,同時還得養大量的驛卒。裁撤的結果是導致大批因失業而無法生存的驛卒紛紛加入了農民起義的行列,在這些默默無聞的驛卒中,有一個就是後來聞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禎帝裁撤驛站,據統計,所節約的開支僅僅為30萬兩銀子,大約相當于皇宮一個月的支出。

明朝官員薪水之低是曆朝罕見的,一個知縣的月薪是7.5石,約折價10兩銀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書,也只不過區區61石,還不到100兩銀子,一個官員要想維持正常的開支(遠遠不是花天酒地窮奢極欲),這點薪水連杯水車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禎早幾十年的萬曆年間,他為其母作壽時,只能買兩斤豬肉而已,連總督胡憲宗聽了也覺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東山再起,被任命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禦史時,為了置辦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變賣家產。

在這種超級低薪的前提下,官員們如果不集體貪汙受賄,絕對無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對一定程度的受賄是默許的。如地方官員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員出差時成了慣例的打秋風等等均被視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個州縣在征收上交國家的正稅以外,還得向百姓多征不少錢糧,一個下級地方官每年應該向上司進幾次貢,每次的數額大約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慣例可循,這本身也已成為明代官僚體制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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