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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曆史紀實 正說清朝十二帝 康熙帝玄燁(5)  
   
康熙帝玄燁(5)

第二,尋根溯源。比如黃河,他派侍衛探查黃河之源,到星宿海,往返萬余里,並繪成輿圖。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幅經過實際踏查而繪成的黃河圖。另如永定河。康熙巡視北京通州段河堤,隨駕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等。他命諸皇子分釘木樁,學用儀盤,親自檢測儀器,記錄測量數據。

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輔和陳潢。靳輔,漢軍鑲黃旗人,以安徽巡撫授

為河道總督。受命後,一日八上奏疏,報告治河之策。他的治河方略是:統審全局,河運並治,浚河築堤,束水攻沙,多開引河,量入為出。他重點治理黃河、淮河、運河交彙的清口。陳潢,浙江杭州人,善治水,負才不遇,題詩祠壁。靳輔見而驚異,訪得引為幕友。疏奏多由陳潢起稿,施工亦由陳潢監理。他們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但是,靳輔受到諸臣合訐交攻,發生了意見分歧。

第四,禦前辯論。河道總督靳輔與直隸巡撫于成龍在治河方略上意見相左。爭論的主要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治河水退後出現的田地,是實行屯田還是由豪紳墾占?另一個是為了使河水通暢順流入海,是開浚海口還是修築大堤?康熙不妄加論斷,而是命雙方在乾清門進行禦前辯論,各申己見,互相駁難。關于屯田——于成龍說:“屯田奪民產業,不能實行!”靳輔則說:“丈出之田,作為屯田,抵補河工所用錢糧。因屬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實,臣無可辯,唯候處分。”關于開浚海口,靳輔的意見是:開海口雖可泄水,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于成龍的意見是:要是加高河堤,堤高一丈五尺,民居在其下面,一旦河決,無數百姓,將飽魚腹!爭論沒有達成共識,決定再廣泛征詢意見。

第五,集思廣益。辯論雙方各有各的理由,康熙不能決斷。他又命鄉里臨河的在京官員,書寫己見,上報朝廷。

第六,會議裁決。康熙帝聽了兩方面的陳述,看了大臣的疏報,交九卿會議裁決:采納了于成龍的方案,將靳輔罷官,陳潢被削職、逮京後病死。

第七,實踐驗證。康熙帝曾數次派大臣視察河工,檢驗朝廷辯論的意見孰對孰錯。後康熙帝南巡閱河,靳輔扈行隨從。回京後,康熙肯定靳輔治河功績,複還他的原來品級。

第八,改正錯誤。靳輔之後,命于成龍為河道總督。康熙帝召于成龍入京,問:“過去你說靳輔之短,現在怎樣?”于成龍回答:“臣那時妄言,現在也按照靳輔的辦法去做。”這是對靳輔治河方案最好的結論。

第九,斷不出書。康熙悉心治河數十年,撰寫治河論述,河道總督張鵬翮(he)請將治河諭旨編纂成書,雕刻頒行,永久遵守。康熙說:“前代治河之書,無不翻閱,泛論雖易,實行則難。河水沒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後人遵行,斷不可行。”這表現了《厄魯特蒙古圖》康熙可貴的謙遜的科學態度。

以上九點能夠做到一點,可以稱作明君。

再說治理蒙古。康熙講求仁道,撫綏蒙古。喀爾喀蒙古(外蒙古)分為土謝圖汗部、紮薩克圖汗部、車臣汗部三大部。諸部內訌,互相殘殺。土謝圖汗擅殺紮薩克圖汗沙喇,引起喀爾喀蒙古內部糾紛。噶爾丹乘機東犯,逼迫喀爾喀南遷。康熙巧借噶爾丹東犯威逼喀爾喀之機,于三十年(1691年)五月,親赴塞外,主持多倫諾爾(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多倫)會盟。盟會開始,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紮薩克圖汗沙喇弟策妄紮布、車臣汗坐在第一排,其余按次序入座。蒙古王公貴族由理藩院官員引領晉謁康熙。康熙對土謝圖汗擅殺紮薩克圖汗沙喇,引起喀爾喀蒙古內部糾紛,給噶爾丹以可乘之機的過失加以申斥,讓他領罪。然後康熙說,如此盛大的盟會,要是對土謝圖汗處以重罪,實在于心不忍。康熙當眾宣布赦免土謝圖汗之罪。喀爾喀貴族700余名、哲布尊丹巴轄下喇嘛600余名,齊向康熙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禮。康熙帝在大蒙古包正式接受全體喀爾喀蒙古貴族的臣服,並編喀爾喀蒙古為49旗,封喀爾喀蒙古貴族為親王、郡王、貝勒、公、台吉等。又舉行盛大的閱兵典禮,列陣10里,吹角鳴炮,眾呼前進,聲動草原。康熙騎馬彎射,技藝精湛,令蒙古部眾心悅誠服。康熙帝通過召見、訓諭、赦免、封爵、檢閱、較射、會盟、宴賞和修廟等舉措,使喀爾喀蒙古出現冰釋前仇、化解分歧、輯睦安居、氣氛和諧的局面,實現了喀爾喀蒙古內部的重新統一。經過7天的多倫諾爾會盟,喀爾喀蒙古完全臣服清朝,加強了中央對喀爾喀蒙古的統一管轄。

對臣民:仁愛寬刑

康熙對臣民強調要實行“仁愛”。“仁”字,《孟子·盡心》說:“仁也者,人也。”儒家有“仁者愛人”的理念。“愛”字,有人說是近代的詞,也有人說是西方的詞。其實,《論語·顏淵》就有“樊遲問仁”,孔子答曰:“愛人。”《禮記·哀公問》記載孔子的話:“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仁愛”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康熙繼承了儒家為政“仁愛”的理念,並在施政過程中加以實踐。

康熙屢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蠲(juān)免錢糧達545次之多,計銀1P5億兩。他賑災,設義倉,關心民眾疾苦。他宣布: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後雍正實行“攤丁入地”,中國長期以來的人丁銀被免除。其正面影響是減輕了人身依附,其負面影響是刺激人口增長。乾隆時人口到3億,道光時則突破4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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