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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曆史紀實 正說清朝十二帝 嘉慶帝颙琰(5)  
   
嘉慶帝颙琰(5)

(3)有人說是為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是和珅“權高震主”。嘉慶說:“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而不知有朕。”他甚至懷疑和珅蓄意謀反,所以要殺掉和珅。當相權威脅到君權的時候,君主必然采取行動。從嘉慶的先祖來看,皇太極繼位之後,幽禁了二大貝勒阿敏、三大貝勒莽古爾泰,大貝勒代善屈從,皇太極得以從四大貝勒“並肩共坐”到“南面獨坐”;順治親政後,追罪死後的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康熙親政後,擒拿輔臣鼇拜;雍正登極後,殺了隆科多和年羹堯;乾隆繼位後,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所以,嘉慶執掌朝綱,

必然懲辦權相和珅。

不過,嘉慶對和珅的功績和才能還是肯定的。嘉慶十九年(1814年),在和珅被殺15年之後,清國史館將編修的《和珅列傳》(稿本)送呈嘉慶審閱。嘉慶見記載簡略,只記錄了和珅的一堆官階履曆,很不滿意。他朱批道:“和珅並非一無是處”,他“精明敏捷”,任職30年,還是做了很多的事。只是和珅貪鄙成性、怙勢營私、狂妄專擅、貪婪專權,才不得不加以重罰。

《清史稿·和珅傳》記載:“仁宗(嘉慶)嘗論唐代宗殺李輔國,謂:‘代宗為太子,不為輔國所讒者幾希。及即帝位,正其罪而誅之,一獄吏已辦。’蓋即為和珅發也!”這說的是唐代宗誅宰相李輔國的史事。《舊唐書·李輔國傳》記載:李輔國,出身卑賤,年少被閹,相貌丑陋,粗通文字。在太子東宮是一個喂馬的太監。安史之亂中,他力勸太子即帝位。肅宗即位後,升為太子管家。後來官運亨通——任開府儀同三司、郕(cheng)國公、兵部尚書、博陸郡王。肅宗死後,代宗即位,尊為尚父、司空兼中書令。《新唐書·李輔國傳》也記載:代宗既嗣位,不願大張旗鼓地殺李輔國,只差遣俠者,深夜將其刺殺之,割下頭顱扔到溷廁中。但代宗仍對此事保密,刻木代其首以葬。嘉慶對和珅的處理,很像唐代宗對李輔國的處理,就是不願深究、不想把事情搞大,而是作為個案處理。

但是,和珅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個案,而是成了社會現象,可以叫做“和珅現象”。和珅這樣一個出身“少貧無藉”、鄉試不中的生員,由普通的宮廷侍衛,32歲成為軍機大臣。以後更是青云直上,富貴常葆,登峰造極。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和珅現象”的出現是老年帝王專制的必然。乾隆自詡“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意驕志滿,倦怠朝政。他喜歡阿諛逢迎,那就必然滋生和珅這樣的人。高陽先生認為,和珅的問題“高宗至少要負一半的責任”。這話說得還不夠。嚴格說來,“和珅現象”的責任在乾隆皇帝,和珅是乾隆朝君主專制腐敗機體上的一個毒瘤。當時,乾隆皇帝身邊有四種人——後妃、太監、皇子、朝臣,後妃不能代他處理軍政要務,太監不能陪他和詩品畫,皇子太近怕其“覬(ji)覦(yu)大位”,大多朝臣又不會像和珅那樣曲意逢迎。因此,和珅有著後妃、太監、皇子、直臣既不能取代,也不可或缺的獨特作用。乾隆皇帝對他既喜愛又依賴,自然遇事會替他撐腰。當時,大學士阿桂同和珅不合,狀元出身的王傑,也不買和珅的賬。陳啟元《庸閑齋筆記》記載:一天,和珅在軍機處拿著一幅石墨畫軸,王傑說:“貪墨之風,以至于此。”和珅指著王傑的手說:“狀元宰相手果然好。”王傑說:“這手只會做狀元宰相,不會要錢,有甚麼好處?”後王傑告老還陝西韓城鄉里,嘉慶送他的詩有“清風兩袖送韓城”句。但是因為乾隆的緣故,嘉慶《平苗圖》他們拿和珅沒有辦法。和珅在朝20余年,未嘗一被彈劾。他稍見端倪,必設計除之。前面講的曹錫寶彈劾不成反遭譴責就是一例。

嘉慶懲治和珅案沒有株連,也沒有擴大化,這是嘉慶的聰明之處;但他只把和珅當作個案處理,而沒有把“和珅現象”當作制度性的弊端去解決,進行制度性的改革,這是嘉慶的平庸之處。

危機四伏

嘉慶處理完和珅事件後,又面臨著一系列的社會危機:如南方的白蓮教,京畿的天理教,東南海上的騷動,采礦的封禁,錢糧的虧空,八旗的生計,鴉片的流入,河漕的難題等等。但是嘉慶都把上述問題作為個案看待,他沒有也不可能從制度上去加以解決。比如,平定白蓮教之後,嘉慶曾作詩道:

內外諸臣盡紫袍,何人肯與朕分勞?

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

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

平時漫說君恩重,辜負君恩是爾曹!

這首詩,中間兩聯——“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表現了嘉慶儒家仁愛的理念。仁者愛人,嘉慶作為一位“仁君”來說是夠格的,作為一位皇帝來說是可貴的。嘉慶有很好的儒學修養,他的文學、詩歌、書法、文章都是可以的。這一點比明朝的正德、嘉靖、萬曆、天啟等皇帝都好。舉兩個小例子:

(1)大理寺卿楊懌會受召對。時值盛暑,掀簾見嘉慶搖扇揮汗;進入,跪拜。嘉慶把扇子放在一邊,不複用。詢問甚詳。良久熱甚,“上汗出如雨,卒不用扇”。

(2)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普免天下錢糧,各省歡騰。安徽民欠銀300萬兩,巡撫姚祖同懷疑上報數字不實,令府道州縣削減十分之四。各地苦之。上聞,朱批云:“損上益下,朕之願也。存心刻薄,有傷政體。”姚大慚,以原冊600里加急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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