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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曆史紀實 明朝那些事兒 正文 1431-1434  
   
正文 1431-1434


[1431]

堪與匹敵者,此人也

自萬曆四十六年,努爾哈赤起兵以來,短短三年時間,撫順、鐵嶺、開原、遼陽、沈陽,直至整個遼東,全部陷落。

從楊鎬、劉綎到袁應泰、王化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也死了。

遼東的局勢,說差,那是不恰當的,應該說,是差得不能再差,差到官位擺在眼前,都沒人要。

比如總兵,是明軍的高級將領,全國不過二十人左右,用今天話說,是軍區司令員。要想混到這個職務,不擠破頭是不大可能的。

一般說來,這個職務相當安全,平日也就是看看地圖,指手劃腳而已。然而這幾年情況不同了,遼東打仗,明朝陸續派去了十四位總兵,竟然全部陣亡,無一幸免。

總兵越來越少,而且還在不斷減少,因為沒人干,某些在任總兵甚至主動辭職,甯可回家種田,也不干這份工作。

但公認最差的職業,還不是總兵,是遼東經略。

總兵可以有幾十個,遼東經略只有一個。總兵可以不干,遼東經略不能不干。

可是連傻子都知道,遼東都沒了,人都撤回山海關了,沒兵沒地沒百姓,還經略個啥?

大家不是傻子,大家都不去。

接替遼東經略的第一人選,是兵部尚書張鶴鳴,天啟為了給他鼓勁,先升他為太子太保(從一品),又給他尚方寶劍,還親自送行。

張尚書沒說的,屁股一拍,走了。

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點慢,從京城到山海關,他走了十七天。

這條路線上星期我走過,坐車三個鍾頭。

張大人雖說沒車,馬總是有的,就兩百多公里,爬也爬過去了。

這還不算,去了沒多久,這位大人又說自己年老力衰,主動辭職回家了。

沒種就沒種,裝什麼蒜?

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撫就好得多了。

這位巡撫大人接到任命後,連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講:我不去。

天啟先生雖說是個木匠,也還有點脾氣,馬上下達諭令:不去,就滾(革職為民,永不敘用)。

不想去也好,不願去也好,替死鬼總得有人當,于是,兵部侍郎王在晉出場了。

[1432]

王在晉,字明初,江蘇太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這位仁兄從沒打過仗,之所以讓他去,是因為他不能不去。

張尚書跑路的時候,他是兵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署部事),換句話說,輪也輪到他了。

史書上對于這位仁兄的評價大都比較一致:什麼廢物、愚蠢,不一而同。

對此,我都同意,但我認為,他至少是個勇敢的人。

明知是黑鍋,依然無怨無悔、義無反顧地去背,難道不勇敢嗎?

而他之所以失敗,實在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能力問題。

因為他面對的敵人,是努爾哈赤。

努爾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敵人,戰場應變極快,騎兵戰術使用精湛,他的軍事能力,可與大明曆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將相媲美。

毫無疑問,他是這個時代最為強悍、最具天賦的軍事將領,之一

他或許很好,很強大,卻絕非沒有對手。

事實上,他宿命的克星已然出現,就在他的眼前——不只一個。

王在晉到達遼東後,非常努力,非常勤奮,他日夜不停地勘查地形,考量兵力部署,經過幾天幾夜的刻苦專研,終于想出了一個防禦方案。

具體方案是這樣的,王在晉認為,光守山海關是不夠的,為了保證防禦縱深,他決定再修一座新城,用來保衛山海關,而這座新城就在山海關外八里的八里鋪。

王在晉做事十分認真,他不但選好了位置,還擬好了預算,兵力等等,然後一並上交皇帝。

天啟皇帝看後大為高興,立即批複同意,還從國庫中撥出了工程款。

應該說,王在晉的熱情是值得肯定的,態度是值得尊重的,創意是值得鼓勵的,而全盤的計劃,是值得唾棄的。

光守山海關是不夠的,因為一旦山海關被攻破,京城就將毫無防衛,唾手可得,雖說山海關沿線很堅固,很結實,但畢竟是磚牆,不是高壓電網,如果努爾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牆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計也啃穿了。

在這一點上,王在晉的看法是正確的。

但這也是他唯一正確的地方,除此之外,都是胡鬧。

哪里胡鬧,我就不說了,等一會有人說。

總之,如按此方案執行,山海關破矣,京城丟矣,大明亡矣。

對于這一結果,王在晉不知道,天啟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說。

就在一切幾乎無可挽回的時候,一封群眾來信,徹底改變了這個悲慘的命運。

[1433]

這封信是王在晉的部下寫的,並通過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葉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題思想只有一條:王在晉的方案是錯誤的。

這下葉大人頭疼了,他干政治是老手,干軍事卻是菜鳥,想來想去,這個主意拿不了,于是他跑去找皇帝。

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准,于是,他又去找了另一個人。

天驚地動,力挽狂瀾,由此開始。

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複固未易言,令專任之,猶足以慎固封守。

這句話,來自于一個人的傳記。

這句話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複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將權力交給他,穩定固守現有的國土,是可以的。

這是一個至高無上的評價。

因為這句話,出自于《明史》。說這句話的人,是清代的史官。

綜合以上幾點,我們可以認定,在清代,這是一句相當反動的話。

因為它的隱含意思是:

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無法取得天下的。

在清朝統治下,捧著清朝飯碗,說這樣的話,是要掉腦袋的。

可是他們說了,他們不但說了,還寫了下來,並且流傳千古,卻沒有一個人,因此受到任何懲罰。

因為他們所說的,是鐵一般的事實,是清朝統治者無法否認的事實。

與此同時,他們還用一種十分特殊的方式,表達了對此人的崇敬。

在長達二百二十卷、記載近千人事跡的明史傳記中,無數為後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別人擠成一團。

而在這個人的傳記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孫。

這個人不是徐達,徐達的傳記里,有常遇春。

不是劉伯溫,劉伯溫的傳記里,有宋濂、葉琛、章溢。

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傳記里,還搭配了他的門人冀元亨。

也不是張居正,張大人和他的老師徐階、老對頭高拱在一個傳記里。

當然,更不是袁崇煥,袁將軍住得相當擠,他的傳記里,還有十個人。

這個人是孫承宗。

明末最偉大的戰略家,努爾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衛者,皇帝的老師,忠貞的愛國者。

舉世無雙,獨一無二。

在獲得上述頭銜之前,他是一個不用功的學生,一個討生活的教師,一個十六年都沒有考上舉人的落魄秀才。

[1434]

嘉靖四十二年(1563),孫承宗出生在北直隸保定府高陽(今河北省高陽縣)。

生在這個地方,不是個好事。

作為明朝四大防禦要地,薊州防線的一部分,孫承宗基本是在前線長大的。

這個地方不好,或者說是太好,蒙古人強大的時候,經常來,女真人強大的時候,經常來,後來改叫金國,也常來,來搶。

來一次,搶一次,打一次。

這實在不是個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別的小孩都怕,可孫承宗不怕。

非但不怕,還過得特別滋潤。

他喜歡戰爭,喜歡研究戰爭,從小,別人讀四書,他讀兵書。**後,別人往內地跑,他往邊境跑,不為別的,就想看看邊界。

萬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孫承宗做出了一個決定——外出游學。這一年,他十六歲。在此後十余年的時間里,孫秀才游曆四方,努力向學,練就了一身保國的本領。

當然,這是史料里正式的說法。

實際上,這位仁兄在這十幾年來,大都是游而不學,要知道,他當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為了報國,說到底,是混口飯吃,游學?不用吃飯啊?

還好,孫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較好的工作——老師,從此,他開始在教育戰線上奮斗,而且越奮斗越好,好到名聲傳到了京城。

萬曆二十年(1592),在兵部某位官員的邀請下,孫秀才來到京城,成為了一位優秀的私人教師。

但是慢慢地,孫秀才有思想活動了,他發現,光教別人孩子是不夠的,能找別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

于是第二年(1593),他進入了國子監,刻苦讀書,再一年後(1594),他終于考中了舉人,這一年,他三十二歲。

一般說來,考上舉人,要麼去考進士,要麼去混個官,可讓人費解的是,孫舉人卻依然安心當他的老師,具體原因無人知曉,估計他的工資比較高。

但事實證明,正是這個奇怪的決定,導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萬曆二十七年(1599),孫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撫。官不能丟,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丟,于是孫承宗跟著去了。

我記得,在一次訪談節目中,有一名罪犯說過:無論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沒用的,只要讓大家都去監獄住兩天,親自實踐,就不會再犯罪了。

我同意這個說法,孫承宗應該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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