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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三章 抗倭大任5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如果你連對手都不了解,那麼你是根本不可能戰勝對手的.網

不管在中國還是日本,只有武士或浪人才裝備武士刀,其實誰能帶,誰不能帶,也沒有專門的認證機構來管,真正的原因在于這種管制刀具是很貴的.

武士刀的制作十分複雜,要使用很多種不同的鐵和鋼料,然後用火爐加熱,同時由工匠大力捶打,可謂是千錘百煉,耗時長,純系手工制造,絕無批量生產.

但擁有武士刀,你就算買得起,也不一定養得起.由于該刀采用鐵鋼合金制造,容易生鏽,所以必須得好好伺候著,隔三差五就要去找人磨刀,使用特制磨刀石,費用很高,每天都要用油擦刀,據說還一定要用植物,比上機油還麻煩.

說實在的,如果是現在,在東南沿海如果有幾支1oo人左右,裝備輕武器,有一定反裝甲能力,有戰斗經驗的武裝力量登6.國家不動員軍隊去進行圍剿,只靠各地的警察和武警進行對抗的話.肯定是一個縣城一個縣城的被虐.

明朝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現在主要的兵力重心是放在北方,訓練重點應該是大規模的騎兵對抗,這樣去和蒙古大兵團作戰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沒有專門的武裝力量去對抗倭寇這種形式的武裝.

並不能說倭寇多強,而是當時東南沿海多山的地形,正好適合日本浪人小規模部隊的戰斗,加上開始明朝又沒有合適的應對,加上中央一直沒有重視倭患,導致倭寇長期在東南沿海占據優勢地位.等到明朝方面真正動員起來以後,就沒有任何優勢了!

如今就是這種情況,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干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亂世日本太難混了!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團就可以用生命戰斗.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于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布.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占據著.

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占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占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

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尸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拼.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2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6地上饑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里求生,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伙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曆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于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伙,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甯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余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百人或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余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

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只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于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只的制造技術有了展,從日本出,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斗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于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余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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